多元介入——
关于中国乡村建筑的思考与实践
作者：胡之乐、郑时翔
如今，“乡建”话题在中国不断被各界提出——政治、文化、生产、商业的力量与资源正纠葛着不断拉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
若我们总结城乡关系，那么在发展程度上，乡村与城市相比永远属于弱势；在文化强度上，乡村难以避免地遭到城市文化的受冲击；在业态形式上，乡村业态的丰富度远不能与城市相提并论。
但在当下，“乡建”议题却显得前所未有得重要。其原因首先是人们在过去对于城市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城乡关系的不平衡甚至对立，而如今却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二者的发展无法相互剥离的事实——没有健康运行的乡村作为储备力量，城市将面临来自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难以获得的原始资源的双重压力；其次，城市强竞争和快周转的发展模式让竞争不断升级，而乡村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另外，城市生活的高密度和高压力，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乡村生活的意义：若“城市病”是一种不治之症，唯一缓解的方式也许是逃离城市——即便是暂时的逃离。
在过去的短短几十年里，对城乡关系“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占据主导，结果则是对城市的过分垂怜和对乡村的随意摆布：我们看到模仿城市的开发方式在城市边缘不断蔓延、不断跃进乡村深处，造成了诸多“城乡结合部”、“特色小镇”里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奇异景观；甚至由于一些城市发展得太迅速，原本分布在城市周边的乡村被瞬间“包裹”进城市内部，成为了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的“城中村” [1] ；而那些资源不够充沛的乡村在发展的浪潮里颠簸摇曳，寻找着自己在中国宏大版图里的合适定位，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别提留住村里的年轻人。
位于深圳福田的城中村 © Alessandro Zanoni
而近年来，那些试图以建筑手法挖掘乡村文化的建筑师们，与乡村政府、开发商、投资人共谋，造成了许多探索新时代乡村理念的项目。但这些项目究竟是乡土文化的再生、是追赶时髦的实验、还是城市人强说乡愁的梦呓，仍有待被探讨。确实，建筑师在乡村寻找设计概念的出发点尤为困难：我们必须承认，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乡村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亟待转化的原始之地还是急需重整旗鼓的桃花源？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如何确立？是非此即彼还是有机结合？如果不将这些问题作为设计思考的起点，建筑师们的乡村实践终究不及痛点，甚至可能破坏真正有价值的乡村文化。
其实，不仅在中国，“乡村建设”在世界各地都是重要的社会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各地不断扩张的大都市在社会组织模式和物理形式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还在不断趋同；但各地的乡村、以及它们和周边城市的关系却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地区较为相近的村庄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发展处境，所以“乡村问题”往往可被逐条言说却无法全面概括。这种复杂性意味着开启这一探讨并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个例，这解释了为何企图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方式的“模范村”往往无功而返，反倒让本就紧张的资源过度集中到了一处。[2] 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乡建问题似乎天然就需要从在地性、多元化的角度进行思考。
正因如此，当下也许正是我们关注乡村建筑的最好时机：行之有效的乡村发展策略还未真正形成，但世界各地多个乡村已经进行了许多或大或小的新型乡村建设实践，这些实践多少能给我们一些思考乡建问题的起点和案例。而在当下已有的诸多乡村实践中，不乏一些不够成熟的结果。探究未来适宜的策略应该从直面这些仍显不足的答案开始。
1. 移植与变异
不得不承认，一些中国乡村一直存在着挪用城市开发模式的问题——直接用城市的房地产的固有经验在乡村建造高密度的楼房。其背后当然存在着复杂的成因，然而造成的结果却是让乡村成为拥有城市外貌却无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异体。
2019年在山东开始推行的“合村并居”政策 ，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让农民集中住进和城市小区一样的高楼里。这个政策起初的目的是帮助解决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空心村比例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产生剧烈的“排异反应”。比如，农民习以为常的平房能供他们放置农业机械、各式农具以及收割的庄家粮食，但住进高楼后非常不方便；另外，农民和自己的耕地距离也更远了，劳作需要来回很远的路程。很多村民因此宁可在自己的耕地边上搭建临时棚屋，也不愿意住进看似更为现代化的高楼。[3]
2020年，山东菏泽市的乡村正在建造的农村高楼 © Amy Cheng/NPR
河南某处“合村并镇”试点 © 网络
这个例子警醒我们，探索乡村改革之法，首先要承认乡村和城市本质的不同性，从而以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着手调研。城乡的人口与建设密度有很大差别，加以差异极大的生活、工作方式注定了二者的在物理空间性质上的全然不同：城市是高密度的、高效率的生产中心和交换中心。都市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人们花费时间在交通上，以改变自己身处的地理位置，因此人们体验空间的方式是点状的；而乡村是低密度的、慢节奏的、近自然的。乡村建筑物之间十分松散开阔，并与农田、自然环境相连接，所以人们的劳动生活以及空间感受更为连续、更少受到时间的牵绊。理解了这种不同，我们可以清晰分辨类似于“合村并居”项目的不合时宜——它没有遵循城乡建设的最基本规律，城市模式无法成为乡村建设的模板和目的。所以，建筑师也需要意识到他们同城市开发商合作习惯的建筑实践经验，若直接使用到乡村设计非但不会独树一帜，反而可能格格不入。
如今，城市大规模建设浪潮放缓，乡村似乎成了城市发展到近饱和状态后的一种缓冲装置。这种缓冲表面看是有余力而为之，但这其中不乏将城市问题转移到乡村进行承受的嫌疑。那么染上城市病的乡村注定会落入“非乡非城”的尴尬境地。届时乡村没有城市的密度和容纳力，反而会比城市本身“病得更重”。
2.功能的兼容性问题
什么样的建筑功能适合乡村？这会是建筑师面对乡村镇府和开发方必然会有的问题。近年的乡建出现诸多类似于图书馆、特色咖啡店、酒吧的建筑设计。乍看之下自然环绕，清新有趣。从长远考虑，这些选取于城市的功能对于乡村是否兼容，需要进一步讨论。
当久居城市的建筑师提到乡村，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好浪漫的自然风光，于是联想到了湖畔树下读一本小书、伴着虫鸣鸟啼品一杯咖啡的雅致场景。然而这样的建筑究竟是为了乡民而建还是为了满足偶尔来访的城市观光客？答案不言而喻。
江苏省钱家渡村的水边时尚清吧和村民书屋，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团队设计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诚然，在一些风景秀丽的乡村建造一些别具一格的休闲类建筑不失为一种吸引游客、增加村庄营收的方式，也是在财政和投资充沛时的可取尝试。但我们不能忽略乡民对村落公共建筑使用和观赏方式的出发点：充满小资情调的建筑与农耕生活有着天然的文化冲突——乡村建筑当然需要有多元化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的提炼与总结无法从城市惯常的建筑类型学的数据库中搬用而来，而应该切实结合乡村真实的生活场景得出结论。乡村未必不能有咖啡吧和图书馆，但更重要的也许是社区活动室、棋牌室、大会堂、公共堆晒场等。只有从村民真正需求的功能出发，更多具有文化和休闲意趣的衍生功能才能得到落脚之处和用武之地；反而言之，在可以期待的未来，当乡村生活产生新的吸引力、更多人愿意在乡村定居的时候，那些具有生活情调的功能才能自然演化而来，并融合入乡村居民生活的常轨。
3.乡愁的梦呓和异国的假象
乡村开发的一种常见模式是将乡村全新打造成“农家乐”或特色小镇。这些小镇往往结合文旅、餐饮、商业、地产等综合属性，吸引众人的底层逻辑则是城市人的“乡愁”情怀。看惯了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的都市人，愿意利用节假日去乡下的小镇里体验一段接近自然、逃离城市压力的生活。
在一些特色小镇取得巨大成功后，各地村镇政府争相抄袭模仿，结果接连失败。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如果所有的特色小镇都是同一种形式，那么它们就都失去了所谓的特色——从建筑形式，到空间布局，再到业态分布，如果没有真正的本地民俗特色加持，那么城市人的乡愁之梦也会很快清醒。
陕西袁家村特色小镇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模仿者不计其数 © 网络
至于那些恍如隔世的欧式小镇，则是彻底的住宅地产开发。地产商企图以欧陆风情、豪华庄园等理念吸引购房者，在乡村和远郊建造形似欧洲豪宅的别墅群，营造出异国的假象。如今已经有大量如此类的建设因为坏账和销售不利成了烂尾楼和空置房，成了远离城市而又无法适用乡村使用的无人之地。
天津田家峪村，现已空置的豪华别墅 © Sangehee Liu
无论出发点是乡愁的梦呓还是异国的假象，它们彻底的失败都向我们证明试图迎合市场的决策绝不可能成为乡村建设的答案，因为它们没有从乡村本身的处境思考解法，而是想要营造出一些全新但却毫无根基的体验场景。正如前文提到，每个乡村都有其个例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可能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水面湖、依山傍林、特色种植的作物、地方性的民俗活动……对这些优势加以提炼和扩充，或许能成为激发人们产生游览和居住热情的出发点，否则再豪华的建筑外壳也无法隐藏虚无的内核。
4.失效的建筑学手法
“乡土（vernacular）”建筑最早是由西方建筑史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20世纪60年代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中提出的。除了“乡土建筑”，他还提到了“无名（anonymous）”建筑、“自生（spontaneous）”建筑、“本土（indigenous）”建筑等概念。[4] 正如书名，这些的建筑一大特点是“没有建筑师”，即同城市相比没有过强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干预，因而从形式到组织上都呈现出一种“自发的连结”的状态。具体说来，乡村本地的建造方式往往是年久的经验积累和代代相传，并且邻里相关、互相借鉴，并受到不断变迁的现实因素影响而叠加出一种复杂的聚落形态；而传统建筑学的许多成熟的手法和理念会在这样的复杂性下失效。
例如，传统建筑学对单体建筑的思考往往起始于场地分析，这涉及到对周边环境的回应、相邻建筑之间的进退关系、公共区域与私有区域的衔接等等。完成场地分析后，建筑师会开始相对单纯的单体建筑设计。然而在乡村中，这样的场地分析深度可能远远不够，因为乡村聚落的属性决定了建筑物之间的连结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更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建筑师若企图在乡村建造地标性项目，或在不触碰周边聚落状态的前提下营造一座别具特色的建筑，结果往往会产生一种略显突兀的外来感——这并非建筑师的设计能力问题，而是乡村的强聚落属性引起。
拾云山房，由尌林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是一座处于浙江金华武义县的山林古村中颇具设计感的图书馆 © 赵奕龙、陈林
对于聚落性的思考，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乡村所具备的整体性变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超脱了建筑学惯常的思维方式。库哈斯在《乡村，一份报告》（Countryside: A Report）中记录了江苏徐州东风村作为“淘宝村”的现状——短短的几年时间，整个村庄从一个贫困村脱胎成为淘宝店铺的重要生产和货源地，成了一座连续运转的乡下“工厂”。[5] 这样的村庄在国内各地随处可见，甚至因为对某类型商品从原料、生产再到供应链完全熟悉，整个村庄里的村民相互借鉴经验，让这些村成为有名的“家私村”、“灯具村”。村庄内的建筑物彻底改头换面，都成为了巨大生产配运机器中的重要组成设备——这些当然是以村庄本身的聚落属性和“熟人社会”的人际结构为前提的。以结果看，电商供应成了这些乡村人发家致富的重要来源，不但让村民留在村里生活，更吸引了周边村镇居民前来就业。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产生的时代价值无可辩驳，它们正在自发进行着一场如火如荼的乡村革命实验。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其命运似乎已和建筑学中对空间和形式的探索的部分完全失去关联——不止建筑学在这样的乡村里瞬间失语，它甚至重新拓宽了乡村原本的定义。
东风村村口 © 网络
再如，近年来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乡村实践项目较为流行，这些项目往往具有古代山水画、文人审美的语义特征。建筑师借用乡村的场地输出了传统文化的美好图景，不失为一种寻找历史文脉的有效思路——毕竟在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大量纯正的传统文化印记已经被建设浪潮淹没，乡村因其相对缓慢的发展步伐似乎还有重拾这些印记的可能性。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建筑形式和构造上挖掘出来的文化成果终究会停留在图像上——真正的文化是和生活方式、社会形态息息相关的。那些村庄中已被消磨近尽的文化内涵即便一息尚存，想要重新复苏，也会面临当下经济发展需求和乡村大众审美异化的双重压力。因此即使这些实验性项目在形式推敲和施工落地方面确实精致细腻，它们的过高复杂度和较低的灵活性却让其缺乏乡建需求的高容纳力和普适性，无法帮助乡村建筑在广泛意义上摆脱风格的困境。
王澍设计的富阳文村 © zenzic
退一步看，为什么说乡村大众审美已经“异化”？又为什么说乡村建筑存在“风格的困境”？我们很容易发现很多农村人喜欢住欧式大别墅、三层小楼，倾心于三角山花和罗马柱——这种完全不属于中国人审美的情调为何会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其实这同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中国经历了特定的历史时期、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以后，城乡对立的状态日趋明显。那时的城市主要是现代工厂和工人的聚合——有工厂的地方就是城市，没有的就是乡村，所以城市意味着发展，而乡村代表着落后。这种明确的分立逐步让古代文人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理想乡村生活为时代所鄙弃；改革开放后一直到如今，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城市生活更加被认为拥有优越于乡村生活的形象和地位，旧的乡村生活理想彻底土崩瓦解，而新的、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乡村生活模式却还没有形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无论是否美好，城市都是年轻农村人必须要去打拼的地方。[6] 而长久以来，城市中大量的资产阶级以西方生活方式作为品味和格调的体现。久留城市的农村人，看过了他们居住的奢华欧式别墅，自然也被心理同化，因此回乡后，他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的住宅也如此设计以证明业有所成。所以，乡村大众“审美的异化”和“风格的困境”并非来源于对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崇尚，而是来自于中国城市生活的引导和规训。在这样的成型观念下，当建筑师试图以权威和专业的姿态，从中国历史内涵和文化理念的角度说服村民建造具有文人情怀的建筑就变得缺乏坚实的立场——若村民不能以这样的情怀为自己居住乡村的骄傲，那么所谓的情怀就成了一种“文化的强加”。“我们不要湿答答的天井，我们要住小洋楼。”当王澍在和文村村民沟通设计方案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7]
华西村，中国最富有的农村，家家都拥有一栋欧式别墅 © 网络
除此之外，建筑学的“过度”还来自于乡建建筑师自身的压力。无论以传统文化为概念还是当代建筑理想为出发点，甚至无论面对的是否为乡村项目，很多建筑师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设计缺乏某种标识性的特质而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担心作品落入平庸无趣的境地；然而，乡村建筑似乎本就应和这样的标识性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朴拙的农耕文化与喧嚣的城市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缺少标识性并不意味着必然平庸，或许放下建筑学的执拗、真正寻找适合乡村的生活与劳作场景相结合的策略反而会得到更好的设计结论；也唯有如此，那些值得重塑的文化内核才有可能被乡村居民逐渐接纳。
5.复合问题与多元解答
在很多西方国家，乡村建设是有别于城市但已成体系的另一套发展系统；而中国乡村的问题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问题，因其涉及到历史沿革、经济体系、宏观政策、土地政策、人口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而尤其复杂不定；也正因其复合性，建筑师在乡下进行设计实践时必然会面临很强的无力感——大量的机遇和冲突并存显现在这些早年鲜有问津的土地上，攫取机会的同时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潜在的风险。而这种无力感也是对建筑师综合能力的严肃考量：在中国乡村，建筑师要承担的是远大于设计师的角色、远高于处理形式和空间的问题——他们要更加着力于协调统筹多方的力量和利益，从而得到最稳定的平衡，和最具吸引力的方案。
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建筑师在面对极速发展和流变的中国社会时根本来不及思考，也无法归纳理论工具。决策的合理性只能通过建造工作完成后再行验证，这必然会造成许多的差强人意，甚至不尽如意。因此，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性”似乎是中国建筑师最想要追求的品质和能力。且不提新冠疫情、政治局势为这样的“预见性”增加了一层难度，对于自身处于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状态来说，“预见性”的建立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也许，追寻“远见”并不比着眼于“当下”更有建设性，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乡村复合问题对应的是多元化的解答方式——挖掘乡村当下现有的特性特征，将其加以利用，并做好在下一个工作场地推翻重来的心理准备，也许是乡村实践的建筑师们的必经之路——仅仅依靠建筑解决不了乡村问题，但是多元的介入方式或许能让建筑师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唤醒乡村仍颇具生命力的潜能。
参考文献
[1] “城中村”问题的形成与更新改造， 马星
[2] 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贺雪峰
[3] 山东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 吕德文
[4]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
[5] 乡村，一份报告 （Countryside A Report），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6]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7] 王澍和他的乡村拯救行动, 徐琳玲